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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5月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.4%，创下了2024年以来月度最高水平。王一鸣认为，社零回升的背后，是消费品“以旧换新”政策支撑起了重要作用，但是随着政策边际效应递减，耐用消费品较长使用周期等情况，后续消费端还会存在一定压力。

他进一步分析，长期以来，中国在扩大投资方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，但在提振消费方面的政策相对有限。所以，下一步更好地提振消费，需要有更多的政策工具。

王一鸣认为，短期内要着力提高居民收入，需要提高三个“比重”——提高财政支出用于公共服务和民生的比重、提高居民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，从根本解决问题。

“今年政策力度很大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将其落到实处，确保广义财政支出增速能够大于名义GDP增速，对总需求形成有效的拉动作用。”王一鸣提到。

除了政策发力，扩大内需还要结合改革加力。

在王一鸣看来，有三项改革可以进一步推进，一是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明确提出，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，这项改革落到实处，就能有效激励地方政府推动扩大消费的积极性，改变地方政府重投资、轻消费的行为模式。

二是推进价格和工资联动的改革。部分领域考虑适当放开价格，联动提高工资，同时补贴低收入者，进一步推动有效需求扩大。

三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。激励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积极性，加快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子女就学、保障性住房等需求，对扩大消费和释放消费潜力将起到巨大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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